作者：7k
邮箱：SevenKthousand@protonmail.com
编辑：方庭
本文英语版参见此处，感谢 Marcus Khoo 阅读过程中的帮助。
引言
我在清迈pop-up city期间认识了Htway，一位来自缅甸的技术顾问。他常穿着polo衫，下摆别进牛仔裤，像是大学里一个年轻的理工科学生，穿梭于不同的读书会，工作坊，Demo Day等活动当中，在讨论或问答环节举手接过话筒：“我来自缅甸。因为内战，我的很多同胞正面临严峻的处境。我想问这些技术是否能帮助......”房间内的气氛往往变得严肃起来。
自从2021年的军事政变以后，中文互联网中关于缅甸的消息并不常见，电诈中心成为了唯一被集中报道的话题。虽然今年初演员王星在妙瓦底失踪与获救的消息又一次引发了互联网用户对缅甸的关注，但总的来说，人们能够获得的消息仍少之又少。这促使我去认识了Htway。某次活动结束，Htway正在与另一位缅甸人Kha交谈。我才得知他们是多年的好友，在政变以后已经完全丧失了联络，却在今天的活动中出乎意料地遇见了彼此。
Kha是一名加密从业者。2024年11月，以太坊的开发者大会Devcon在泰国曼谷举办，让世界各地的加密技术从业者首次聚集在东南亚。其中许多人，包括以太坊的创始人Vitalik，都在Devcon前一个月的时间里以一种数字游民的方式在清迈共同工作与生活——也就是pop-up city活动。Htway正是被这些活动吸引进来，此前他从未接触加密技术或虚拟货币。他曾在仰光的一家技术咨询和项目孵化公司工作，直到2021年的军事政变迫使他离开并定居清迈。而Kha则是专程来参加Devcon的，他仍然在缅甸境内工作。由于军政府宣布加密货币非法，出入境对他而言并不安全。但他仍尽量保持一年离开缅甸一次，和外部世界联系。他们和许多类似的缅甸人一起，希望能找到加密技术在国内日益严峻的生存环境中的实际应用。
在清迈时，我曾写了一篇短文介绍这些缅甸人的情况和诉求。紧接着我认识了更多人，他们尝试着用技术缓解缅甸境内因通货膨胀和网络监控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为无中介的国际援助和难民的身份证明探索可能，并且面对一系列现实的困难。所以我希望贡献另一篇有关缅甸的故事，其主角不是犯罪、军队、战争（虽然一切都与它们有关），而是希望对自己家乡现状带来改变的普通人。
一切始于军事政变
2021年2月1日凌晨三点，Bradley被同伴的电话叫醒：“Look up in the sky！（望向天空！）”他疑惑地站在窗口，几秒后才惊觉这是政变已经开始的暗语。缅甸国防军当日宣布推翻缅甸在独立以来首个执政的民选政府——由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民盟）。军政府再次成立，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这场政变已经导致缅甸过去十年间开放与发展的成果几乎化为乌有，人道主义危机和经济衰退不断升级，国家陷入混乱，直至今日。
政变当天，Bradley见到人们涌上街头抢购大米，ATM机因网络线路的切断而无法工作，电话也很快失讯。接下来几天，抗议者遭到军方和警察的武装镇压。几周内，针对平民的暴力手段在愈演愈烈，身着背心的记者成为直接的目标，私人的住所被突袭，截止至3月22日已有2682人确认被捕，261确认被军人杀害。示威者们开始使用自制的武装，各地抵抗势力开始斗争，内战开始了。
Bradley的工作是互联网使用的培训和教育（Internet literacy），他与议会以及政府部门合作，因此在2月前听到了军队将谋划政变的传闻。“没有人相信这会是真的，就算是军队里的人都不信。”尽管如此，他与同事们还是约定了暗号，并讨论了通讯被切断的应对策略。在政变的头几天，他们在同一家公园碰面并分享信息：抗议在哪，是否有人被捕，是否有军队开枪。他们不知道，这种与军政府封锁政策的对抗将持续4年之久。
根据去年底的报道，民族地方武装（民地武）和一系列抵抗组织现在控制着该国42％的土地。军政府仍然控制着主要城市，剩余区域大部分都受到争议，各地仍处于僵持之中。对普通人而言，与亲友通话等普通的联络也存在困难——对其未能控制的区域，军队实施所谓“四切（four-cut）”政策：对食物、资金、信息和人员招募进行拦截。网络连接因为基础设施的损坏以及蓄意的信号封锁而变得十分不稳定。而即使在军政府控制的区域，由于外资从能源和电信公司的撤出，电力供应的不足使长达半天的停电十分常见，人们必须每天根据供电时间调整工作。
在一位同事被捕以后，Bradley逃离了缅甸。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下，他决定与同事们继续追踪国内的互联网管控政策，并加入了缅甸互联网计划（Myanmar Internet Project）。Bradley告诉我，网络封锁不局限于对信号的截断，主流社交媒体在政变也以后也变得难以访问。另外，无时无刻的监控则更加危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反对军政府的言论会遭到人身追踪并可能被拘捕；约半年前，网络代理服务逐步被封锁，这表明军政府可能已经采用了更先进的监控技术。今年初，新通过的法律规定对安装或提供该服务处以一至六个月的监禁或罚款，尽管早在2021年军政府就宣布使用网络代理违法。
另一条被监控与截断的是支付与转账渠道：军政府通过修改法律与强制KYC使得移动支付帐户（比如KBZ pay或者是Wave账号）被纳入监视，可疑的帐户会在不被通知的情况下被冻结，并且军方通常在6个月内会对帐户注册地址进行突袭。有记录表示记者、异见人士或需要筹款的抵抗组织都可能遭遇这些危险。缅元的贬值使通货膨胀愈演愈烈：尽管官方汇率被强行仍维持在1美元兑2100缅元的水平，黑市里的汇率则飙升至1美元兑5000缅元，而银行早就限制了人们的取款额度。军政府依赖石油和天然气的收入流向了军队，而非其他基本生活服务。药品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也在逐步上涨。资金不断离开缅甸，间接体现于缅甸人成为了中国人以外，泰国公寓房产的第二大外国买家。
移动支付钱包和银行帐户都需要和新的电子身份证（e-ID）以及强制注册的SIM卡（电话号码）相关联，而根据《反恐怖主义法》和《网络安全法》，当局可以调查和控制数字平台的服务和电子信息，拦截、阻止和限制移动通讯并获取位置信息——除了注册SIM卡，这些政策工具都是在政变后被逐步推行、通过的。身份证明系统整个监控链条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一些人因为缺少或遗失政府曾颁布的身份证明——一张材质简陋，可以随意弯折的纸质卡片——而无法获得通讯和银行服务，另一些人则因身份证明上的种族、职业、住址信息而遭遇危险。
Bradley告诉我这些时，我们正坐在Devcon某个会外活动的过道上。身后会场中嘉宾们在谈论基于加密技术的一套全新的社会形式：链上身份、链上财富、链上主权。世界似乎在向前走，而缅甸却陷在内战中不断恶化，军政府不断加强对平民的管控方法——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终极的FOMO（fear of missing out）。“我觉得我们（缅甸人与全球加密社区）精神上是契合的，但可能不是实际应用上，” Bradley笑了，“至少当我和这朋友讨论这些时，我们的对话总是终止在：‘我们那还在停电呢’。”
缅甸的互联网历史
在大量关于灾难的叙事里，人们可能会开始遗忘上一个十年里的缅甸：自2010年底开始的民主改革进程中，网络封锁解除，电信产业自由化，缅甸从一个比朝鲜的手机持有率还低的国家一跃成为移动互联网与智能手机使用率最高的发展中国家之一：SIM卡的价格从2000美元降至1.5美元，智能手机约20美元就可以买到；挪威公司Telenor和总部设于卡塔尔的Ooredoo成为受许可的电信服务商，打破了国有企业MPT（Myanmar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的垄断；数以千计的手机信号塔从森林和偏远的稻田中拔地而起；短短6年里，几乎每个人都接入了移动互联网。由于在此之前大部分人对网络一无所知，普通人将Gmail等同于Email，将Facebook等同于互联网本身。
当时，缅甸普遍被视作一片全新的，充满机遇的互联网试验田。Htway正是此时从国外回到缅甸，开始在仰光的一家ICT创业中心工作。在16年的一场公开演讲中，他曾分享了对缅甸的互联网未来的信心：“黑客意味着用创新性的方法解决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缅甸一直是属于黑客的国度。”他说，“我们需要成为被技术赋权的公民。我们在这个国家里依旧因阶级、特权、财富、语言、信仰等事情而彼此分离......但我们又都是让事物变得更有用的黑客。”许多开发者尝试利用互联网解决缅甸剧烈的变革中涌现的实际问题。
尽管网络开放带来了巨大的机遇，民众与政府始终处于围绕网络使用权的斗争当中。2019年，民盟政府曾为打击若开地区的少数民族武装势力而实施的大规模断网，这被普遍报道为世界上持续最久的断网政策，影响了约140万人——在疫情期间，缺少网络使得基本的医疗与求助信息难以传递。Bradley与同事曾为此进行申诉抗议，当他们找上管理部门时，负责的官员却告诉他：“他们有2G。”更让他失望的是，许多人并不支持他们的抗议活动，“有朋友来告诉我，若开地区的是恐怖分子，是‘捣乱的人’（trouble making people）。”
政变让缅甸的互联网发展再次停滞：在巨大的反对声中，Telenor 与Ooredoo于21年先后将其缅甸分公司出售给与缅甸军方官员存在潜在联系的公司，这一举动让大量用户数据暴露在监控之下。剩下的MPT和Mytel则处于军政府的控制之下。抵抗组织通过摧毁电信塔打击军方的联络和收入，军方的网络封锁和监控手段则日渐严密。截止至去年7月，缅甸全国已有 291 个互联网关闭，缅甸330个乡镇中的80个已完全与外界隔绝。
在基础设施的损坏和军方的封锁下，人们仍然在试图维系基本的互联网连接。一些地方性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会因为经济损失而拒绝执行军方的封锁命令。另外配备Starlink（由Elon Musk的公司SpaceX运营的卫星互联网系统）的网吧为许多人提供了基本的网络连接，其价格大约为每小时500-1000缅元（约10-20美分）。缅甸互联网项目估计，现在全国有超过 3,000 个 Starlink 天线正在运行，使用者除了平民，也包括反叛军和电信诈骗者。知情者称，是David Eubank（一个在缅甸边境活动的救援组织领袖）一条向Elon Musk表示感谢的推特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Starlink。但由于缅甸不在Starlink的授权国家名单中，SpaceX可能切断其境内的漫游服务，这一举措在南非、喀麦隆等国家有过先例。
Starlink网吧通常会设有防空洞，因为军政府对平民设施的频繁轰炸已经成为所有人的共识。 人们会在社交媒体的“侦查频道（Scout Channels）”中分享检查点和军队的位置，或者是机场飞机起落的情况。在有限的连接下，互联网使得平民有机会得以远离战火。
作为流亡者生活
“有一次我回缅甸报道的时候，炸弹就落在我100米远处。”Mar，一位缅甸的摄影记者告诉我，“但已经没有媒体想要空袭的照片了，因为它们太常见了。”许多独立的新闻记者为躲避军方针对性的打压而选择了流亡，但他们仍会频繁地回到缅甸开展报道。Mar的报道和照片常常就是通过Starlink网吧发送出去的。我们对话时，他刚从在雨林中染上的疟疾中康复。这些记者们在战争前线或诈骗中心里产出了一系列富有影响力的作品，包括在2022年与2023年连续在世界新闻摄影大赛中获奖。但他们的现实处境又是缅甸流亡者的缩影。
政变后不久，军政府开始吊销媒体执照，逮捕记者，并突袭媒体办公室。自政变以来，已有七位记者和媒体工作者被处决，至少150人被逮捕和监禁，第505(a)条法律的修订将“传播虚假信息或可能引起恐惧的信息”定为犯罪。在2024年由无国界记者发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缅甸被列为全球对记者最危险的十个国家之一。这一切都导致记者们大量流亡到邻国。Mar一般以三个月为间隔往返缅甸与泰国，因为他需要定期去移民局报道。
少数有条件的人可以支付12000-13000美元申请2年的教育签证，或是在其他国家办理旅游签。 Lay，一位大学辍学生，为逃离24年3月军方对实施的强制征兵而逃到老挝，在一位缅甸中介的帮助下办理了泰国的旅游签证，现在正在从事月薪300美元的服务员工作。“那个中介以前是一位医生，但他现在靠办签证赚了很多钱。”Lay告诉我。
但对于大部分来到泰国的缅甸记者，他们通常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注册难民，失去他们的护照，并被送往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要么需要支付并不合理的费用申请临时工作许可（pink card）。由于需要得到本地雇主的许可，一些记者只能成为服务员或蓝领工人。“我们有一位有15年工作经验的老记者，现在只能去做电焊工。”来自Exile hub的Kyi说。Exile hub是一个专门帮助这些流亡记者与活动家的NGO组织，他们为共计2100人提供了包括经费、短期住所、培训、身心健康咨询的帮助。
Exile hub也开始于政变：Kyi曾是缅甸的一位媒体制作人，在政变发生以后，她和同伴开始搜寻渠道购买和分发安全头盔、记者背心以及带有数据漫游的国外SIM卡。当警察向示威群众开火并有针对性地攻击和抓捕记者以后，Kyi与同伴转而进行安全和急救培训。当越来越多的人被迫离开缅甸，他们则开始募集资金以便在新冠疫情期间支付机票、隔离酒店和临时住所的费用。
政变之后的几个月，因为当时军政府的海关、移民局和当地警察局之间还没有同步的数据库，有些记者会“赌一把”从机场离开。但“超过30岁的缅甸人需要更新他们的身份证，很多记者的职业会标注在上面，那他们就完了。”Kyi说。“很多人并没有护照，（政变以后）他们也不能去申请。缅甸的护照每5年需要更新一次，如果你的有效期在6个月以内，你也不能跨国旅行。”Htway告诉我。因此，绝大多数人必须步行越过边境，并且流亡者每一次返回缅甸都有被逮捕的风险，这导致家庭成员之间被迫长期分离。在此之上，被驱逐出境的威胁始终存在。
除了有关身份证明的窘境，另一个问题出现在金钱及其流通渠道上。许多本文的受访者以及有关报告都显示，在泰国的流亡记者平均工资约为每月200美元。另外，反洗钱政策的存在也使得缅甸人几乎无法申请泰国的银行卡。独立媒体或像Exile Hub这样的组织需要依靠捐赠和国际援助运行，但一方面，这些资金往往附带条件，并且需要经历漫长的官僚体制，并且很少能直资助记者个人；另一方面，尽管很多记者愿意放弃署名的方式保护自己的安危，资金援助的要求却让他们必须证明自己的记者工作，这成为了一个不可解的悖论。
“我真心希望有人可以通过零知识证明（ZK）开发一些符合缅甸应用场景的工具，或者是端对端的加密货币系统，这些都能让我的工作简单非常多。但是现在我没法说服我的资助者使用这些技术，因为他们还没有运作起来。”Kyi说，“现在募集资金很难，因为在全球范围内，人们不那么相信新闻业的重要性了......人们做新闻的原因是为了支持真实和准确的信息和事实能从缅甸传出来，他们把自己和家人的性命置于危险不是为了赚钱。我不想他们的贡献没有任何的补偿。”
打通金钱：Hundi系统与加密货币使用
在银行服务缺失，资金转移被严密管控的情况下，包括国际援助在内的很大一部分货币流动在缅甸需要依赖“Hundi”系统。这个没有中文译名的词指代的是一种起源于12世纪印度的非正式金融服务行业，一种几乎纯粹基于信任和人际关系构成的转账和支付网络。“如果我想要给我爸爸转一些钱，我就要在清迈找一个Hundi，告诉他我爸的信息，然后祈祷钱能够送到。”Htway说，“他们一般都会能送到。”
Hundi一直存在于缅甸人的生活中，“所有人都认识某个Hundi”是受访者们的共识。‘典型’的Hundi往往是一个看上去有钱的印度裔中老年人，他们会有自己的其他生意，比如开餐厅，杂货铺，代购生意等。“但也有很多缅族和华裔是Hundi。包括年轻人，他们在Facebook上宣传自己的服务，你也可以向他们借钱，他们就像是银行......事实上，只要你有国外的银行账号，你就可以成为Hundi。他们现在也使用加密货币。”Ni，一个专门提供金融咨询的缅甸研究员告诉我。
Ni主要的工作就是帮助企业和组织将资金转入缅甸，因此他认识许多Hundi。“但Hundi系统臭名昭著的便是其不透明性，以及有时高达8%的服务费......你需要和不同的人讨价还价，现在的Hundi的市场竞争也很激烈。”Ni分享了他听闻的一个著名故事：因为传统的Hundi往往不乐意处理NGO的大量的文书和条款，一位法国籍的Hundi接手了很多国际组织的转账工作，并在经手着一笔大额的援助款期间“消失”了。
军政府一直尝试控制银行以外的货币流通系统，成为Hundi（从事未被授权的金融服务）或出售、买卖和交换加密货币都被视作是非法的。而反对派民族团结政府（NUG）则在21年底就承认Tether（USDT）为法定货币。“军政府一直都在尝试控制钱的流动，但是这种控制不太成功。”Ni说。不过，依然有一些人会因为买入加密货币而使银行帐户遭到冻结，“有情报部门的人会假装是P2P的交易商”。
大约9个月前，Binance的应用与网站被军政府封锁——和从前的Facebook一样，许多普通人认为Binance就是加密货币本身。和网络发展类似的是，缅甸跳过了信用卡和借记卡阶段，直接从使用钞票过渡到移动支付。缅甸的移动货币钱包的市场渗透率在 2019 年就达到了惊人的 80%。这些背景让Ni这样的人相信加密货币可以在缅甸获得更多普及，“我的一项日常工作就是敦促赞助者使用加密货币，训练人们使用这种更便宜、高效、费用稳定的支付渠道... 我的朋友则为钱包软件做缅甸语翻译。”
事实上，缅甸混乱的局面已经催生出许多加密货币相关的项目与应用：2022年，民族团结政府NUG就基于Stella推出了数字缅元（DMMK）和支付钱包NUG Pay。Coala Pay是另一款由缅甸团队参与开发的工具，旨在将国际援助直接传送给当地组织，并利用稳定币和简单的界面处理难民间的日常交易。虽然与货币本身无关，但去年的Devon上，一个叫“罗辛亚计划（Rohingya Project）”的项目也得到了短暂的分享，其旨在使用人际关系网络验证和赋予罗辛亚社区的人们链上的身份。
Sin，一位加密行业技术顾问，正在帮助海外企业将缅甸雇员的工资以加密货币的形式发放。“这些企业没有任何其他渠道，所以只能使用加密货币。”Sin说，“我的顾客通常月薪在400美元左右......通过数字货币，他们能够将钱存下来，以便有一天能够离开缅甸。”他希望不仅能让人们获得加密货币，还能让人们开始使用加密货币。但另一方面，一些人仍将加密货币等同于犯罪与诈骗，“政变初期，有很多人因为绝望而购买加密货币，我听说很多人在Luna上损失了很多钱。”Htway说。另外最新的报道显示，加密货币已经被大量运用于缅甸边境的电诈产业中。
“使用加密货币有很多好处，但谁愿意去做呢？企业认为没有足够的利润，NUG的项目并不实用，NGO只在很小范围内使用加密货币。他们似乎没有理解加密货币的潜力，（但实际上）这不光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政治和资本上的问题——有谁既有能力去推行，又能同时承担政治风险呢？”Ni反问道。
结语
2025年2月1日是缅甸军事政变的四周年。一如既往的，军政府第7次延长了为期六个月的紧急状态，将举行大选的截止日期将推迟到明年2月1日。“有可能的结局是，人们最终会赢得革命，建立了民主制度，我们都‘从此幸福快乐的生活下去’。”Kyi说，“但如果这些不会发生——有可能确实不会发生——我们依然需要有更好，更民主的组织和运作方法。”
在内战的疮口与军政府的高压政策下，缅甸人自然被加密技术吸引。纵使基础设施的破坏造成了一定阻碍，缅甸依旧有大量的加密技术应用场景：金融服务缺失，通货膨胀，抗审查，身份或教育证明......他们中大量的人使用端对端加密的通讯软件，并对实际应用加密技术充满热情，但同时往往带着一种来自边缘的务实，清醒和审视。
在超高的数字渗透率下，数字技术给予了很多缅甸人对未来乐观的想象，如同Bradley所说：“毕竟又能差到哪里去”。他回忆起当初那个不赞成他抗议的朋友：内战开始后，包括若开地区在内的民族武装迅速成为反抗军政府的重要势力，那个朋友特地找到Bradley，为他曾经的言辞道歉。民族间的龃龉似乎因共同的敌人而被抹平。“我们会成为亚洲的瓦坎达。”Bradley这样说。
采访时，Mar跟我分享了一些他最近在缅甸采访时拍摄的照片。我看到一处雨林中由木材搭出的简易村落，人们每晚在防空用的岩洞里挤在一起睡觉。“这里的所有事情都在恶化，那里的人就是什么都没有。”Mar指着图片里的村子说，却又正好滑到了自己带着一群孩子玩蓝晒（一种简单传统的摄影技术，通过日晒成像）的场景。我回想起Bradley故事里那句“望向天空”：4年的内战里，人们在空中发现政变，轰炸，监视，信号，卫星，亲人的消息，新闻，自由，就像那些孩子在布上发现阳光。即使大多数时候天上空无一物，在人们眼中可能是另一种景象。
（文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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