嬉皮与反文化的数字失乐园：《数字乌托邦》| Raw School 读书回顾

Who is Kevin Kelly
@Alexis

Kevin Kelly（凯文·凯利）与反文化运动中的重要人物Stewart Brand（斯图尔特·布兰德）都为延续并改造“技术乌托邦”的想象贡献了自己的叙事，但在技术文化史中采取的是不同的路径。

凯利的职业轨迹是：早年辍学，以摄影师身份进行低成本旅行，通过短期劳动和杂志投稿维生。1979年，他结识布兰德并加入《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网络，随后创办《连线》（Wired）、参与《全球评论》（Whole Earth Review），并出版多部著作，如《失控》《酷工具》（Cool Tools）及工具推荐网站等。凯利的个人叙事以“工具—洞察—预测”的链条为核心，奠定了他作为技术未来学家与布道者的定位。

凯利的职业轨迹是：早年辍学，以摄影师身份进行低成本旅行，通过短期劳动和杂志投稿维生。1979年，他结识布兰德并加入《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网络，随后创办《连线》（Wired）、参与《全球评论》（Whole Earth Review），并出版多部著作，如《失控》《酷工具》（Cool Tools）及工具推荐网站等。凯利的个人叙事以“工具—洞察—预测”的链条为核心，奠定了他作为技术未来学家与布道者的定位。

在加州意识形态上，两人都具有重要影响。加州意识形态结合了技术解决主义与去政治化思潮。凯利通过工具推荐和未来预测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技术乌托邦叙事，并乐于与硅谷商业平台结合；布兰德则强调生态维护，保持批判性与独立性，拒绝将反文化精神完全纳入右翼精英话语。这种差异也体现在布兰德对凯利某些“重新包装”策略的不认同上，尤其是对加州意识形态与技术精英主义结合的保留态度。

在中国语境中，这种差异进一步放大。2017年前后，凯利因与腾讯、李开复等科技领袖的互动而迅速走红，被视为硅谷“未来预言家”；但随着演讲内容重复、观点缺乏更新，他的影响力逐渐减弱。相比之下，布兰德在中国及当代硅谷都鲜少被提及，其思想影响更为隐性。

凯利的影响力部分源于其积极推广与包装的能力，同时也伴随着对技术和市场逻辑的妥协；布兰德则更关注生态系统的长期维护，保持独立性和批判性。这不仅是两人策略上的差异，也折射出技术文化中的根本张力：是顺应技术乐观主义、以控制和问题解决为导向，还是坚持自治社群，在复杂性与风险中维护生态平衡。这一分歧为今天理解技术文化与反文化遗产提供了重要线索。

Revisit 《The Long Boom: A History of the Future, 1980-2020》
@ Meg

Peter Schwartz和Peter Leyden在《连线》杂志1997年刊登的一篇长文：《The Long Boom: A History of the Future, 1980-2020》。该文由未来学家Peter Schwartz与记者Peter Leyden共同撰写。两位作者都活跃于硅谷智库与技术文化圈，Schwartz曾与Stewart Brand共同创办全球商业网络（Global Business Network），擅长情景规划；Leyden则是《连线》杂志的重要撰稿人，后续延续了“长繁荣”叙事。Long Boom一文具有明显的美国中心视角，同时充满了乐观的技术未来主义基调。

就内容而言，这篇以预测和展望为核心的文章以1980–2020年为时间轴，预测了一个持续25年的全球经济与技术繁荣期。作者提出了五项将驱动未来的关键技术：个人电脑、电信、生物科技、纳米科技和新能源（特别强调氢能源）。而当我们站在今天回顾这些预测时，会发现文章对个人电脑与电信的判断极为准确；尽管生物科技被当时的人寄予厚望，在后续的商业化发展中却经历了较多挫折；纳米科技的路径类似，被视为关键，但后续发展也较慢；新能源中，氢能源的预期至今未完全实现，不过风能与太阳能却已经成为了现实重点。

结合地缘政治视角，可以发现文章写于全球化高潮期（1997），不仅乐观预言了市场整合与亚洲崛起，也提出了若干关键问题，比如：

a）欧洲能否更好地迈入新经济？（事实证明欧洲后来在互联网产业发展中存在缺位问题）；
b）俄罗斯能否避免混乱，成为稳定性力量？（隐含的预测是俄罗斯可能成为冲突源）；
c）中国在97香港回归与重要国家领导人去世后是否将会全面拥抱资本主义？以及是否可能引发新的冷战或热战？
d）恐怖主义是否会成为全球威胁？（文章事实上预见了911风险迹象）。

因此，以上问题在今天的人看来仍具有启发性，它对中国的预测也部分实现了，对俄罗斯的判断则更显敏锐。

值得注意的还有这篇文章采取的“长繁荣”叙事逻辑及其历史参照，亦即将1980-2020描绘为一个与20世纪初的全球化浪潮相似的“长繁荣”周期，并暗示这一轮周期也可能像前一轮那样以危机收场。如今读来，这些预测在疫情、地缘冲突与全球化退潮的现实背景下更具警示意义。此外，文章作者曾指出这一轮繁荣周期中最重要的任务是将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前共产主义国家纳入全球共同体，如今这一目标可算是在两国部分地实现。

实际上，在这篇文章发表后，Peter Leyden后来又撰写了延续至2050年的一个版本，且政治色彩更浓，比较倾向于民主党视角；Peter Schwartz则延续其未来学家的身份，强调开放性与全球整合的重要性。这两位作者的观点与Stewart Brand、Kevin Kelly等人其实是共同推动了硅谷的技术乌托邦话语的创造与传播，不过各自的政治背景与方法论则有差异。

《Long Boom》一文不仅是一次关于未来的预测，更是90年代美国技术乐观主义与全球化信仰的一个缩影，它反映了控制论与新自由主义逻辑下的某种全球治理想象，也提出了全球化周期性风险的问题。今天的人们在重新阅读这篇文章时，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乐观主义叙事与现实复杂性之间的张力，同时也能更深刻地体会到在技术、市场与政治三者互动之间的诸种不确定性。

合法性交换、神话工厂、Atom/Bits
@HuaXia

我希望围绕几个关键词整理阅读期间的感触。首先是“合法性交换”这一概念。，它被用来解释Stewart Brand早期在不同群体间发挥的桥梁作用。Brand通过与艺术家、技术人员、黑客等多元圈层建立联系，找到他们的共同点，并提供新的语言框架来“正当化”他们的实践。在黑客运动早期，黑客群体曾受污名化，而他通过将其与摇滚、嬉皮士文化并置，帮助其获得合法性与文化资本。这种“合法性交换”不仅是Brand对于边缘群体的动员和赋权来源，也是反文化运动与数字文化相互交织的重要结点。

第二个关键概念是“神话工厂”。以萨帕塔运动（Zapatista）为例，这一运动通过互联网制造了一个具有高度符号化的领袖形象——蒙面的副司令Marcos。这个符号的关键在于，它不再依赖于某种个人的真实身份，而是成为了一种可被复制和延续的精神象征。运动利用西方对“原住民纯粹性”的浪漫化想象，强化了自身的正当性，并通过反新自由主义的话语开展广泛动员。这种“神话生产”其实在Web1到Web3的演变中仍然重要，“去中心化”、“地球村”等理念本身就是现代网络的“神话”。它们弥漫于网络空间，成为社交资本与身份识别的隐性密码。

最后围绕线上和线下世界沟通的差异——借由比特与原子的关系，有助于更好地理解60年代的嬉皮士与程序员曾经产生的模糊边界，以及90年代后两者间分离的加剧。近年来重新出现了“连接线上线下”的新趋势，或许是因为在线下交流是天然地嵌入在共享上下文中，并可以通过身体、情境等多重信道以减少彼此间的误解，而线上交流则往往缺乏完整上下文，进而导致“语境崩塌”（context collapse）并且更易引发冲突与误解。

借用拉康“实在界”的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那些无法被数字化的因素——身体性、情绪的微妙差异、复杂的历史语境等等，仍然是沟通的核心，而这些恰是线上世界难以复制的。因此，控制论式的“沟通即政治替代”的乐观设想与对网络沟通充分性的假设，在现实中都遭遇硬伤。

总结而言，“合法性交换”解释了反文化如何通过话语和符号为边缘群体赋权；“神话工厂”揭示了网络时代动员依赖符号与神话的再生产；而线上线下沟通的张力则提醒我们，真实的沟通依旧离不开不可数字化的身体与语境。这三者共同指向一个核心问题：技术能否真正取代政治与身体性，或者它只能在符号和神话层面创造新的集体认同？

沟通之梦
@7k

沟通的概念在反文化运动中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前后连接了LSD与互联网等一批新技术，一种具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的“沟通之梦”在其中被塑造了出来：通过突破个体隔阂实现真正理解与连结。虽然新左派试图通过政治运动实现平等，新公社主义者则在精神与生活层面追求理想社群，但二者都深受信息论和控制论影响，认为技术可连通世界。Stewart Brand的音乐节与《全球概览》实践都体现了这一理念。

但是，一方面，这个梦想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新世纪福音战士》中“人类补完计划”：它既是动力，也暗藏风险——它可能导致极权式的集体意识或个体湮灭。另一方面，这一追求也使反文化运动参与者忽视了身边的物质生活，忘记现实中的性别、劳工与环境矛盾等。

从思想史脉络与理论批判的角度，John Durham Peters在《对空言说》对“沟通之梦”进行了概念史上的批评：特别是体可彻底融合的假定忽视了沟通在现实中的复杂性。彼得斯的整理中，沟通之梦”的命题其源自19世纪末期，来自电报和广播技术的出现与通灵术（spiritualism）传统的呼应，其结果是“communication”这一原本代表物质迁移与传输的词被引申为一种思想、观念、精神如同物质一样被移动的梦想。

在20世纪20年代，第一波与沟通之梦有关的思考里涌现出了5种有关沟通的观点，前三种延续和回应了19世纪的“沟通之梦”：

彼得斯认为，尽管现代主义文学已经强调人与人的隔阂不可消除，“唯我论”的担忧始终萦绕在对“传心术”的渴求之上，但二战后，在民众和知识分子群体中，“沟通之梦”的问题则又一次复兴。新出现的思想资源是从通讯工程理论中延伸到各个学科语言中的信息论与控制论（香农、维纳），另外则是在精神治疗领域出现的“治疗性谈话”实践（格雷戈里·贝特森，卡尔·罗杰斯）。《数字乌托邦》一书中构成反文化主要思想源头的麦克卢汉与富勒，被彼得斯归于前者：“他们都一致认为，人类交流的不完美性可以借助技术的改善而得到改善”。而后者的命题基本相同，只是将这里消除“沟通之梦”面前障碍的方式从技术变为更好的交流技巧。

彼得斯本人对这一系列收到“沟通之梦”引导的实践都持明确的批评态度，他清楚地写道：“我建议我们放弃‘交流’的梦想。我并不是说我们梦想和别人联系是不好的，而是认为，与他人建立联系实践艰辛的工作，而正是这一梦想本身，妨碍了这一工作的进行。”这种批评在特纳记录下的反文化浪潮中亦有明确的回响：以实现“沟通之梦”为目标的新公社群体与后来的网络社群，却对于群体内的性别、种族隔阂视而不见，对于自己与周边的环境以及本地住民的隔阂视而不见，对于技术的物理生产者与组装工人视而不见。对于信息的追求淡化了物质和技术基础，最终构成了一种右派的，崇尚精英的文化：在全球商业网络与《连线》时期，“数字化一代”或“网络精英”的叙事已经摆脱了新公社主义者对于追求平等的主张。

最后，虽然彼得斯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但其对于一种“对话沟通观”加以批评，并以所谓的“撒播沟通观”——一种以福音书中的单向行善，耶稣“播种”教义为原型的沟通取而代之，则令人难以接受：这对于一个虔诚的美国男性天主教徒而言或许非常自然，但对于却处于传播结构下层的大部分人来说，这一主张却透露着一种“何不食肉糜”的荒诞感。在更多人的生命经验中，撒播本身就是遥不可及的行为，不论结果，不求回报的“单向传播”背后是资源与时间成本的空耗。虽然撒播观有可能避免乌托邦陷阱，但也会弱化互动性与关系性，忽视传播中权力关系与资源分配的不平等。

如果我们把媒介和媒介本身对沟通结构的限制放回考虑的视野里，撒播观同样在绝大多数媒介环境中都难以自圆其说。从媒介的角度思考“沟通之梦”恰恰是这一波反文化运动的出发点：60年代一系列来自于军工学联合体的新技术——LSD、电脑、互联网——带给了年轻人实现“沟通之梦”的保证。他们在青春时期生活在巨形电脑计算出的核武器与大众媒体带来的个体性缺失、社会监控的恐惧之下，他们对自己位于某种具体的而又具有时代特点的撒播结构最下层的处境而失望担忧。“沟通之梦”，纵使虚无缥缈，却实质上引导这些人体会了新媒介带来的新沟通形式：LSD、另类社区、个人电脑、互联网、数字社区。

这些实践已经深刻改变了计算机媒介的面目。在这一遗产之下，当代人似乎已不再将个性缺失，思维同化视作绝对的时代敌人。沟通之梦的问题实际上可以逐渐清晰为一个重要的命题：“沟通（/交流/传播/(communication））”并不是一个可以抽象地进行设定和讨论的问题，沟通一定和某种媒介形式有关。或许我们应该寻找一个种更好的沟通观念，而将媒介作为思考这种新观念的出发点或许是有潜力的。

反文化运动的遗产：FabLab/Maker Space……
@📻

FabLab源自MIT的比特—原子实（Bits and Atoms）中心，其负责人在1997年开设课程《How to Make (Almost) Anything》，教授如何利用数字制造工具（3D打印、激光切割、CNC等）将创意转化为现实。早期实验室需要百万美元级投入，如今硬件价格大幅下降，约5000美元即可搭建一套自己的基础系统，这一变化也推动了全球的MakerSpace和FabLab运动的兴起。

Fablab运动主张数字化设计+本地材料制造的生产模式：设计文件可在全球传输，而制造则在地完成，减少长距离运输和环境污染。这种模式有望解决全球资源浪费和物流带来的污染问题。例如，美国设计的鞋子只需将数字文件传到中国或欧洲，当地便可用本地材料制造、甚至改良再分发。不过FabLab仍面临核心技术瓶颈——自复制（Self-Replication），也就是机器目前无法像生命体一样自我修复和复制，这一问题曾由冯·诺伊曼提出并研究，却至今未有突破。

某种意义上，这一运动延续了反文化运动的精神内核，试图通过技术改善人类交流与社会生活，追求更开放、去中心化的未来。不过，也不应该忽视其中的局限性：首先，控制阶级依然存在（无论他们是以机构、法律还是资本的形式，这些控制阶级仍可以凌驾于社会之上，通过宣传和工具掌握社会控制权）；其次，反文化社群的困境在于，如同当年的公社实验一样，这些理想社群在面对性别、种族、原住民关系、技术劳动分工等现实问题时，往往视而不见；最后是信息化预设的问题，也就是当所有事物都被简化为“信息”的时候，实际上假定了只要掌握信息就能掌握一切——这反而掩盖了沟通和社会组织的复杂性。

早期反文化群体在公社和迷幻文化中试图创造新社会形式，相信通过技术和意识连接能解决人类矛盾，如今，FabLab的实验精神延续了这种理念，但要真正突破既有政治、经济与技术结构，实现其理想，仍任重道远。

书籍介绍：《数字乌托邦》

20世纪90年代中期，互联网与万维网如同星火般照亮了全球的意识版图，人们在惊叹之中，畅想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数字启蒙。从那些闪烁的屏幕与连结的终端中，预示着一个前所未见的新时代即将到来。在那里，自由的个体如星辰般互联，以兴趣和理想为坐标，自主编织协作的网络，共同描绘出一个平等、去中心化、和谐共融的数字乌托邦。

这一愿景的缔造者，是一群在科技与理想之间架起桥梁的先驱者。斯图尔特·布兰德与他的“全球网络”伙伴游走于旧金山的波希米亚精神与硅谷的未来实验室之间，唤起了上世纪60年代反主流文化的余晖，并将其注入信息时代的脉搏。从《全球概览》到WELL，再到《连线》杂志，他们以出版物为火炬，引导人们通向一个心灵与技术共鸣的未来世界。

《数字乌托邦》正是对这场数字梦想的追溯，它讲述了一段关于理想、技术与人类未来命运交织的诗意历史，揭示出互联网并非冷冰冰的工具，而是一场承载自由与希望的文化远航；同时，它也揭示出政治、资本、社会运动的冰冷现实，让我们面对下一场承载自由与希望的文化远航时能够更加审慎。

About

本文系2025年度Raw School第一学期读书会产物。
Collector: 一鸽
Edit: 7k＆Shiyu

颠覆者、密码学与比特币幽灵：《密码战争》| Raw School 读书回顾

editor’s note 《密码战争》一书记录了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围绕着隐私权与加密技术使用的“无硝烟的战争”。2025年第一季度，Raw School 组织了一些朋友用6周的时间共读本书，并结合书中内容独立开展研究。在结课前我们相聚分享各自的收获：有人对于书中关键人物、概念进行梳理；有人结合当前加密货币、学术出版、隐私保护的现状展开分析；也有朋友提出了自己的理论。 征求参与者同意以后，我们整理了其中部分的课题进行简要的整理与展示，也期待引发更多讨论。 Raw School 📗Contents 🎒 On Privacy 20 Lessons in 20 minutes @Kurt Pan 📑 从公共物品视角看学术自由 @OO 🔖 Is BTC the End Game？ @YG 📙 机器学习中的隐私保护 @Yifei 🎒三次密码战争的主题 @Entropy 📑 加密无政府主义是什么？@Alexis 🔖 将加密技术作为媒介技术 @7k 📙 书籍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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