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林回音Vol.2 | Crypto Wars：隐私是选择性地向世界揭示自我的权力

在加密世界，我们不断在追求中闯入一个又一个围堵，不断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去对抗这个来势汹涌的时代。「密林回音」Echo of Crypto 是 Uncommons 的书摘与评论专栏，旨在从那些书籍、文章中找到加密思想的最初声音，挖掘被记录、被遗忘的历史和思想，从文本出发点亮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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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密林回音第二期，内容节选自书籍《密码战争》（Crypto Wars: The Fight for Privacy in the Digital Age）。
译文链接：https://cryptowars.zkpunk.pro/0-preface.html
Author: Craig Jarvis Translator: Kurt Pan Edit: Alexis

我们正处于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节选自原书1.密碼戰爭

1975年，密码学家惠特菲尔德·迪菲（Whitfield Diffie）和马丁·赫尔曼（Martin Hellman）发现了公开密钥密码学。这是历史上首次，公开密钥密码学提供了个人之间在未事先交换加密密钥（例如通过快递）的情况下，启动安全数位通信渠道的能力。自从公开密钥密码学被发现以来，社会一直在辩论公民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被允许使用密码学技术，换句话说，公民应该被允许多少数位隐私。互联网是否会保持不受政府监控，还是变得比离线世界更具监控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民对加密技术的访问权限。意识到这一点，1992年，一群技术专家聚集在一起，通过为公民提供密码学技术的访问权限来捍卫即将到来的数位时代的隐私。他们被称为密码庞克（cypherpunks）。密码庞克汇集了学者、密码无政府主义者和行业专业人士。其成员反建制；根据密码庞克共同创始人蒂莫西·梅的说法，该组织由“许多激进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以及一些无政府资本主义者”组成。1993年，梅估计大约50%的密码庞克是“强烈的自由意志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另有20%是自由派或左派，而该组织其馀部分的构成则不为人知。

密码庞克将会有其他具有相似意识形态的人加入，如律师和记者，形成一个更广泛的数位隐私权运动。儘管使用了“数位”这一前缀来描述这些活动家，但线上和线下世界不可避免的融合意味著我们实际上在讨论现代时代的公民权利，而不仅仅是数位领域内的隐私。密码庞克的倡议常常与美国政府的政策发生衝突。数位隐私活动家与政府之间的衝突被称为“密码战争”（crypto wars）——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场“战争”自1966年来至少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当然，密码“战争”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战争，正如十九世纪普鲁士战争哲学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所定义的，他认为战争包含三个要素：使用（暴力）力量；实现目标的工具；具有政治性质。

密码战争以军事化的语言构建，将交战双方置于一个隐含的零和游戏中。这种战争隐喻强调了双方之间存在的敌意。它还反映了密码庞克善于利用媒体的特性，通过煽情化他们的论点来吸引媒体并扩大他们的信息。叙事通常将安全与隐私对立起来，国家从安全（监控能力）中受益，公民则从隐私（加密）中受益。这种框架是有缺陷的，因为它未能承认公民同样受益于国家提供的安全，正如政府通过由隐私增强技术（如加密）保护的强大线上经济所徵收的税收所获得的收益一样。 然而，密码战争确实存在一个安全 vs 隐私的维度，并且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两者之间确实存在一种“平衡”——但为了更全面和有用地框架化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係以及数位时代的公民权利条款，需要一个更广阔的视角，即对国家和公民整体数位风险的考量。

传统上，密码战争通常被分为两个阶段：1990年代和后斯诺登时期。然而，更适合的划分方式是将其分为三个明确的阶段。第一场密码战始于1966年，其主要的战役发生在1970年代中后期，争议集中于第一个由政府认可的数据加密标准（DES）的强度，以及学术界发表密码学研究的自由权利。这场战争于1981年结束。第二场密码战于1991年爆发，起因是密码庞克（Cypherpunk）菲尔·齐默曼（Phil Zimmermann）对参议员乔·拜登（Joe Biden）提出的立法反应。该立法建议禁止不允许政府访问的加密技术。齐默曼因此开发了第一个计算上可行的个人电脑用公钥密码学软件。同时，美国政府试图为加密芯片设计一种后门访问方法，以便在向大众提供密码学技术的同时，保留在需要时访问受保护的通信的能力。这场第二次密码战争持续至2002年。第三次且仍在进行中的密码战争于2013年因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披露美国国安局（NSA）监控行为而引发。自然，在各场密码战之间也曾发生零星的衝突。

隐私是选择性地向世界揭示自我的权力

节选自原书1.密碼戰爭

2019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进行的调查提供了（关于隐私的）更大的样本，访问了4,272名美国成年人。调查结果显示，66%的受访者认为他们并未从政府数据收集系统中获益，64%的人对政府如何使用他们的数据表示担忧。47%的人认为大部分数字活动都被政府追踪。49%的人认为政府收集所有美国人数据（即大规模监控）以检测恐怖活动是可以接受的，而31%则认为这不可接受。令人惊讶的是，57%的样本表示他们非常或有些关注隐私新闻——65岁以上的人比年轻人更可能关注这一议题。70%的人认为他们的数据比五年前更不安全。进一步分析是必要的，以便对公众的安全与隐私情感进行详细评估，并理解情感变化的变数。正如密码庞克提摩西·梅（Timothy May）所言，公民对此问题常有相互矛盾的看法：

美国人同时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是：“这不关你的事，一个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堡。我做的事是我的事。”另一种观点则是：“你有什麽好隐瞒的？如果你没什麽好隐瞒的，就不会使用密码学技术。”对于那些想保守秘密的人，存在著深深的怀疑。

在讨论加密辩论时，经常会遇到梅（May）所提到的论点，即如果一个人没有什麽可隐瞒的，就不会对国家监控感到恐惧。这种立场由米歇尔·范·克里夫（Michelle Van Cleave）等人提出，她认为无辜的公民不应该担心像NSA超级计算机进行数据挖掘等大规模监控会侵犯他们的数字隐私。这一论点认为，如果政府代理人没有查看这些数据，那麽就不会对公民造成伤害。量化监控带来的损害，无论是由人操作还是机器驱动，的确是具有挑战性的。数字隐私活动家经常强调监控对言论自由的“寒蝉效应”影响，并认为它会缩小民主过程中的辩论范围；Liberty认为监控“使我们自我审查，改变我们的行为”。然而，如何证明言论的确受到了寒蝉效应的影响呢？或者，如何在提供监控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如安全增益）的同时，衡量这一寒蝉效应的结果呢？布鲁斯·施奈尔（Bruce Schneier）认为“没有什麽可隐瞒”的口号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上，即“隐私是关于隐藏错误。事实并非如此。隐私是固有的人权，是维护人类尊严和尊重的必要条件。密码庞克们会同意这一观点，他们在宣言中指出：

隐私并非等同于秘密。私事是指一个人不希望全世界知道的事，而秘密则是指一个人不希望任何人知道的事。隐私是选择性地向世界揭示自我的权力。

最极端的密码无政府主义宣言：暗杀政治

节选自原书3.1最極端的密碼無政府主義宣言：暗殺政治

1996年夏天，吉姆·贝尔（Jim Bell）将他分十部分撰写的《暗杀政治》（Assassination Politics）论文发送给密码庞克群体——这是一群对密码学充满热情并致力于数位隐私的行动主义者。这些人中许多都坚信，加密技术可以改变权力平衡，将权力从政府手中转移到公民手中。贝尔设计的暗杀政治系统旨在通过暗杀威胁，强制规范那些超出系统运营者可接受行为范畴的人；贝尔认为，加密技术提供了足够的匿名性，使得这种暗杀政治市场无法被摧毁。

贝尔坚信，公民正面临政府的严重威胁，而政府的武器包括税收、规范，以及“雇来的暴徒，在我们反对他们意志时杀害我们”。作为一名坚定的自由意志主义者，贝尔认为他从未同意生活在美国——他的公民身份只是出生的意外。他也从未同意将他在英特尔辛勤工作所得的大部分薪水交给政府。贝尔在英特尔开发早期的固态硬碟时，曾明确表示，任何接受他所谓被“勒索”税款的人，都是违反非侵略原则的——非侵略原则指未经同意干涉他人或其财产的行为。在贝尔对自由意志主义教义的诠释中，这样的行为使这些人成为暗杀的合法目标。

然而，贝尔也推测，暗杀政治的受害者大多数将不仅仅是那些花费他税款的人。他举例说，1992年和1993年分别发生的红杉山（Ruby Ridge）和韦科惨案（Waco Siege）中负责杀害参与者的政府官员，便是这类可能被列为暗杀目标的人。

贝尔设想了一个中心化的组织来管理这个暗杀市场，为了方便解释，我们姑且称之为“谋杀公司”（Murder Corp）。目标的选择将由谋杀公司负责。如果贝尔是这个组织的首席执行官，他只会选择那些违反非侵略原则的人作为目标。公民可以透过向谋杀公司的目标暗杀计划捐款，具体方式是对目标的死亡时间（或被暗杀时间）下注。猜对的投注者将获得目标的全部悬赏金。这些投注将以数位货币（密码货币）的形式进行。对于大多数公民而言，他们并不期待自己的猜测会正确，但他们的下注会增加目标的总悬赏金额。当悬赏金额达到一定程度时，将足以吸引某个更积极的公民採取行动，进行一笔不只是猜测的投注。这位公民并不是单纯猜测，而是作为刺客，愿意亲手促使命运女神阿特罗波斯（Atropos）切断受害者的生命线，以便领取悬赏金。我们可以称这位刺客为“布鲁图斯”（Brutus）。

贝尔解释道，过去很难激励刺客，因为他们无法在保持匿名的同时可靠地收取和使用悬赏金。对于大多数像布鲁图斯（Brutus）这样的刺客而言，风险与回报之间的平衡并不利于行动。

然而，三项技术的发展正在降低刺客的风险，让谋杀公司（Murder Corp）与布鲁图斯的合作成为可能。这些技术进步为整个系统提供了“技术基础”，贝尔写道，这使布鲁图斯能以“数学上的确定性”收取他的悬赏金，并不会被识别出来。

首先，是迪菲和赫尔曼（Diffie and Hellman）的思想结晶——公开密钥加密技术（public key encryption）。该技术正逐渐走出其发展的青涩时期，被广泛应用。在强加密的保护下，布鲁图斯可以向谋杀公司提交他对目标何时“遭遇一场可怕且完全不幸的意外”的“猜测”，而无需担心被政府监听。

其次，互联网上越来越多的匿名加密中继（anonymous encrypted relays）成为可能。即使执法部门正在监控谋杀公司或布鲁图斯，他们也无法确定双方正在通信，因为这些通信会经由全球各地的伺服器进行路由后才抵达彼此。

第三，政府无法控制的密码货币（cryptocurrencies）使布鲁图斯的血腥悬赏金无法追踪。儘管这一最后的组件仍在发展中，但贝尔相信它很快就会实现。

根据贝尔的说法，风险与回报的比率正在改变；形势很快将倾向于布鲁图斯。

起来，密码庞克们

节选自原书3.2起來，密碼龐克們

“起来，密码庞克们，恶行正在野兽的腹中酝酿” ——Timothy May用这些话号召他的同志们拿起武器。

1992年春，May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接待了正在那里寻找住处的Eric Hughes。在他们共同居住期间，很少再去找房子了，因为两人交换了关于方兴未艾的数字革命会带来的隐私威胁的激烈观点。访问结束时，May和Hughes决定组织起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以采取行动。他们小组的重点是打造密码学工具，以保护自己免受现在和未来敌人的侵害。

在首次聚会的剩余时间里，这个小组进行了“密码无政府主义游戏”，角色扮演他们各自的匿名系统将如何运作。就在会议期间，Eric Hughes的女友Jude Milhon——她本身就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黑客和活动家，曾写过一本关于“在线革命”的指南——开玩笑说，“你们这群人就是一帮密码庞克”；黑客们很喜欢这个名字，据May说，“立即被采纳了。”

这个名字源自cyberpunk（赛博庞克）这一流派，它结合了科幻、黑客和赛博空间的元素。赛博庞克小说包括William Gibson的《神经漫游者》，该书后来成为《黑客帝国》电影的灵感来源。这类电影通常涉及被现实世界中压迫性政权迫害的黑客，但他们在赛博空间中蓬勃发展，经常找到方法利用自己极度的智慧来智胜独裁统治者。然而，正如May在庞杂的 Cyphernomicon 中解释的那样——这本书是该小组中最接近于权威著作的东西——密码庞克“和我们的大多数赛博庞克表亲一样，也就是说，没那么庞克。”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个小组的名字及其密码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将受到挑战。一些密码庞克认为他们应该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认为谈论无政府主义“对事业不利”，并且“美国中产阶级会对穿著T恤、皮夹克、凉鞋和胡须的嬉皮士激进分子敬而远之。”他们争辩说，除非密码庞克们能说“西装阶层”的语言，他们的信息将被置若罔闻。他们提出了如“密码学研究协会”或“密码隐私”等小组的替代名称，但Timothy May认为“密码庞克”是一个合适的名字：

我非常同意你们中许多人的看法，即“密码庞克”这个名字有一些，我们可以说，不寻常的含义。有些人会认为我们是滑板极客，其他人会认为我们是身体穿孔并且整天在狂欢派对上的“密码原始人”。但这个名字对许多人来说无疑具有吸引力，并且确实引起了很多关注。似乎像“北加州密码学爱好者协会”这样的古板名字不太可能引起太多关注。

密码庞克这个品牌将捕获记者们的想象力。毕竟，May 反思道，已经有一些团体在处理数字公民自由问题了，它们可以“向媒体展现出律师样的面孔。”至于“体面”，May 写给他的挑战者：

我们的目标是被“吸纳”进体制内吗？... 是要成为温和谈判过程中的一个体面的声音吗？我不这么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密码庞克填补了一个重要的生态位，通过成为那个肆无忌惮的一面，激进的一面……也许有点像黑豹党、嬉皮士和地下天气组织在上一代人所扮演的角色。

May 在引用反文化的象征后坚定地表示他无意穿上西装，也不打算剪短头发或刮掉胡须；他同样不打算“淡化”密码庞克所传递的信息，或在追求密码无政府主义的过程中变得“温和而理性”。他会遵守自己的诺言。

密码朋克有多么无政府？

节选自原书3.7密碼龐克有多麼「無政府」？

在密码庞克第一次实体会议的七週后，提姆·梅发表了他的看法，认为他们已经达到了一个“密码奇点”，这是一种涵盖“观念、技术与文化的极速变化”的现象。梅列举了多项理由来支持他的这一大胆主张。首先是 PGP（第一个公钥加密工具）的用户数量不断增长，这归功于菲利普·齐默尔曼（Phillip Zimmermann）传教般的热情，将这项技术带给了大众。其次是《科学美国人》和《连线》杂志对密码学的报导不断增加，吸引了那些“密码学的异教徒”，为其“皈依”这一新宗教做好了准备。第三是完全加密的匿名转寄服务器的发展。这项技术首次实现了在保护信息内容的同时，能够匿名进行交流。第四，梅提到了年度骇客大会上对密码无政府主义议程的“极大兴奋”。然而，梅认为还有另一个推动奇点形成的因素：当局开始进行“骇客镇压”。这是否意味著当局认识到他们正在失去对网络空间的控制？还是首次意识到这个他们既不了解也无法治理的领域的重要性？最近的一项高调政府行动“日魔行动”（Operation Sundevil）针对全国的骇客展开了打击行动。另外，骇客组织“2600”的一次聚会也被逐出了一个购物中心。一些邮件列表成员以及 2600 成员将后者的起因归咎于特勤局，而购物中心的保安则声称是自主行动。“密码庞克会是下一个目标吗？”梅发问道。“我们这150至200人会被突袭吗？”

密码庞克担心政府会将骇客与加密技术妖魔化，营造一种公共氛围，使其可以直接禁止密码技术，或者通过对可用演算法和密钥长度施加严格限制，使加密的应用事实上变得无效。提姆·梅推测，为了营造这种氛围，政府会利用“资讯启示录的四骑士”——恐怖分子、儿童色情制作者、毒品交易者和洗钱者。对恐怖分子和儿童色情制作者的起诉在政治谱系的各个角度都被视为普遍的善举。在这种氛围下，任何旨在遏制这些“骑士”阴谋的措施，例如限制所谓的“骇客技术”加密，都可能获得公众的广泛支持。尤其是在某次由这些“骑士”引发的高调安全事件之后立即发起行动，效果尤为显著。梅预测，一起“涉及毒品或儿童犯罪的高调案件将被用作镇压的藉口”。

如果密码奇点真的临近，立法行动将很快无力阻止密码技术的发展。然而，梅警告说，在到达那一点之前，事情会变得“非常棘手”。随著密码庞克的声誉提高，他们对政府监视的恐惧也随之增加。佩里·梅茨格（Perry Metzger）在1992年11月发帖说：“我敢打赌，政府部门完全知道我们在讨论什麽，而且细节一清二楚。”事实上，只需向邮件列表的服务器发送一条简单指令，就能获得所有密码庞克成员的电子邮件地址。儘管他们呼吁匿名和加密，但在1990年代初期，密码庞克的匿名工具大多处于实验阶段，不足以日常使用；即便这些技术有所改进，密码庞克们也对其保持谨慎态度。他们需要交流知识以开发密码工具，而“隐入地下”可能会被政府和公众视为阴谋的证据。此外，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杰出的物理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和学者——他们是知识精英，基于历史上政府对隐私的严重侵犯提出了合法的担忧——那麽，他们为什麽要隐藏起来呢？

密码庞克与反文化：让五角大厦悬浮

节选自原书3.9密碼龐克與反文化：讓五角大廈懸浮

反文化的影响在密码庞克意识形态中处处可见。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东岸骇客群体与西岸反主流文化的结合，使骇客运动走向政治化，同时也为那些被普遍视为“迷幻嗑药嬉皮”的人们注入了技术能力。

为了避免世界末日并防止个体性彻底被剥夺，反文化人士转身背离主流社会，成为“嬉皮”。许多嬉皮相信，若想改变社会，必须先改变自身心理。为了达到这目标，有些群体搬到公社，脱离他们所厌恶的现实社会；另一些群体则转向内在，透过迷幻药来协助他们塑造一种更新、更进化的意识。尝试过药物的史都华·布兰德在他的日记裡写道：

“演化的责任落在每一个人身上，这在人类以外的任何物种都没有过。由于人类的演化已经进入心智与心理层面，每个人都能为整个物种的传承作出贡献与影响。”

虽然反文化许多人认为自己正遭受压迫，但他们并没有对技术官僚体制所推广的“科技”本身敬而远之，反而相当热衷。尤其是诺伯特·魏纳的控制论（cybernetics）理论，向他们展示了如何用“点对点”而非“阶层式”的方式来构建系统，这种看法与反文化普遍向往的无政府、去中心化政治结构如出一辙。

在旧金山的“迷幻派对”（trips festivals）中，科技就被大量运用。身为“快乐恶作剧者”的非正式领袖，肯·凯西（Ken Kesey）指示参加者“穿上最能展现狂喜的服装，并自带各种装置”，而这些纵情派对则把药物、多媒体灯光秀、音乐和科技结合在一起，让参与者得以在幻觉中体验前所未有的意识状态。许多反文化人士相信，可以培养出一种“科技－社会”模式：人类为机器服务，机器也同样为人类服务。这种观点在理查·布劳提根（Richard Brautigan）1967年的诗《充满爱的机器》（Machines of Loving Grace）中便已表现出来。该诗写于布劳提根在加州理工学院担任驻校诗人期间，他描述了一个“网路化的草地，让哺乳动物与电脑在相互编程的和谐中共存”，以及一种“网路化的生态，让我们脱离繁重劳动，回归自然，重返哺乳类的兄弟姊妹怀抱，而所有这些都在充满仁爱的机器注视之下”。

惠特菲尔德·迪菲正是在反文化盛行的年代中成长，坚定相信“激进观点”，并认为“一个人的政治立场与他所从事的工作性质是密不可分的”。自高中时代起，迪菲就活跃于左派与自由派的社群。当他即将到达服役年龄，而且越战是左派无不痛恨的战争，迪菲选择了去军事研究机构工作，而不是被徵召入伍。迪菲在“迈特公司”（Mitre Corporation）面试时，面对著名数学家罗纳德·席尔弗时，并不是接受数学能力的严格审查，反而被测验了对迷幻药的认识——迪菲展现出反文化的底蕴，表现出色，顺利获得这份工作，免去了到遥远丛林战场踏泥泞的命运。

正如一位名为彼得·韦纳（Peter Wayner）的密码庞克在1993年于邮件论坛中所言，他们这个运动“喜欢披上一层反文化的浪漫色彩”。当穿著西装的齐默曼在内华达核试验场被上铐带走时，或许有那麽一刻，这种浪漫感变得难以坚持——但见到艾尔斯伯格肯定令他士气大振。反文化与骇客文化让密码庞克长期维持著反建制的心态；这种反对政府密码学政策的态度一直延续至今，并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对国家体制的对立感。以下的章节将简要探讨一些具体事件——正是这些事件在密码庞克以及更广泛的数位隐私维权者群体中，奠定了对政府的不信任。

未来何去何从？

节选自原书9.2未來何去何從？

在二十世纪，民权运动突飞猛进：潘克赫斯特停止进食以抗争，罗莎·帕克斯勇敢坐上公车前排，而金博士则开始实现梦想。在自由的旗帜下，无数人涌上法国海滩，驱逐那种痛恨民权的意识形态。儘管许多国家进展缓慢，但全球民权运动的加速发展，可能比以往任何世纪都来得更快。战争、教育和技术是其中最重要的变革力量。两次前所未有规模的世界大战迫使各国认识到，为了回报那些做出最大牺牲的公民，必须赋予他们新的权利。当二十世纪关于性别平等、种族平等和性解放的斗争激烈展开时，却鲜有人意识到社会基础设施正发生著翻天覆地的变化，只有最深奥的未来学家预见了其后果。今天，数位技术已经介入我们生活的几乎每一个层面：我们靠它赚取工资，与朋友联繫，甚至在幸运的情况下，还能在网上找到真爱。数位技术或许是人类最强大的发明，其变革点仅次于从马车到汽车的转变。先知们既看到了希望，也看到了危机。数位隐私活动家预见，若不加限制，技术将成为催生一个比乔治·奥威尔笔下更为反乌托邦的社会的助产士。这样的担忧在很大程度上曾被视为危言耸听，是那些蔑视权力结构、同时拥有技术能力与丰富想像力之人的胡言乱语。然而，当我们回望密码庞克们组织起来距今近三十年的互联网时，他们的许多恐惧已经成为现实。各国政府对互联网几乎不加管制，希望它能成为自由的堡垒；然而，儘管出发点良好，今天的互联网却同时孕育著反派与英雄。先知们告诉我们，上帝依据自己的形象塑造了人类，而在互联网上，人类也模仿了这一行为。我们内心的善与恶在我们的创造中回响——有时像马戏团中的镜子，扭曲地反映出真相。

在数位时代之前，民权逐步演变以保护社会免受人类最黑暗衝动的侵害。理论上，所有这些前数位时代的权利都应该延伸到数位领域，但遗憾的是，理论与实践并未完美结合。自由市场和放任的监管政策使得公司将客户变成产品，有时甚至在过程中滥用其权利。数位科技公司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已达到一个不符合民主社会标准的程度——虽然企业应该参与讨论，但绝不能成为最终决定二十一世纪公民自由问题的仲裁者。这并不是说公司不应该对法律上可疑的政府行动提出挑战，例如FBI依据《全权令》对苹果的行动——事实上，他们有义务这样做。政府有时会利用数位权利宣称不明确这一事实来聚拢权力。此类行动往往并非出于恶意，而是政府试图保护公民免受一系列新型且危险威胁的结果。同样，企业也在按著资本主义的惯性行事：创造出创新的致富方式。无意间，我们培育出一个更像是狂野西部，而非现代西方世界的环境。

本书所探讨的历史显示，仅仅依靠加密数学无法限制国家对数位监控的能力。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国家都能在数位隐私活动家大声反对和破坏性行动的情况下，找到存取公民数据的方法。技术并非独立运作；在缺乏法律约束的情况下，国家会利用其狡诈与才智，找到认为必需保护公民的数据存取途径。虽然技术未来或许有一天会进展到无法被破解，但在可预见的未来，这样的网络安全能力不太可能实现。因此，决定国家运作边界的重任在于公民，政府只有在公民授权的前提下，其权力的运用才被视为合法。

密码战争已经以充满激情的方式展开，现在是以智慧来平衡这份激情的时候了。社会正逐渐认识到，在数位时代，民权将可能比未来世代中其他任何议题更为重要，它关係到国家与公民间权力的基本平衡。希望本书的历史记录能够帮助我们将这半个世纪的战争转化为可持续的和平——我们的孩子值得拥有一个由经过深思熟虑并由民主授权的民权政策所引领的未来，而非继承一个因今日缺乏结束密码战争机制而变得脆弱的现实。

书籍介绍：《密码战争》

《密码战争》讲述了政府、科技公司与公民之间围绕加密技术展开的隐私斗争。作者详述了历史上的“密码战争”，包括美国政府限制强加密的出口政策，以及苹果与FBI关于解锁iPhone的冲突。书中探讨了加密技术在保护个人隐私与国家安全之间的矛盾，强调了强加密对民主社会的重要性，并呼吁维护数字时代的公民自由。

译文链接：https://cryptowars.zkpunk.pro/0-preface.html

👇文中图片来源

https://podcast.firewallsdontstopdragons.com/category/phil-zimmermann/ https://www.academia.edu/4146743/Assassination_Politics_by_Jim_Bell https://experiments.californiahistoricalsociety.org/what-was-the-trips-festival/

在加密世界，我们不断在追求中闯入一个又一个围堵，不断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去对抗这个来势汹涌的时代。「密林回音」Echo of Crypto 是 Uncommons 的书摘与评论专栏，旨在从那些书籍、文章中找到加密思想的最初声音，挖掘被记录、被遗忘的历史和思想，从文本出发点亮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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